外媒美国人叫板中国

发布时间：2021-01-25 10:05:58 阅读：次来源：加热器厂家

外媒：美国人叫板中国

外媒报道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美国人开始叫板中国。　　美国是“汽车王国”。不过，目睹中国、欧洲奔驰的高铁列车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美国人的“高铁梦”愈发强烈。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然而6年来，该计划毫无进展。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美国的“高铁梦”至今仍是个“世界笑话”，梦想没能成为现实，“一切都是因为政治”。

外媒报道认为，“分裂的政府”和政党纷争，使美国高铁计划成为牺牲品。获得联邦高铁拨款最多的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是佛罗里达州。但2010年茶党成员里克。斯科特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这位保守的州长立即否决该州坦帕—奥兰多—迈阿密的高铁建设计划，并把24亿美元拨款退回华盛顿。　　此后，最有望兴建的高铁，仅剩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洛杉矶项目。该项目如果建成，可将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地间的旅行时间由开车6个多小时，缩短为乘坐高铁不足3小时。然而，近6年来，加州高铁计划争议不断，无休止的法律和政治纠纷，导致该项目开工日期一再拖延，目前仅开始项目前期工作，尚未真正动工。　　紧随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也相继取消了高铁项目，退回了联邦政府划拨的资金。这3个州的州长均来自共和党，他们认为高铁项目太过昂贵，且没什么必要。　　美国媒体指出，在和平时期，任何大型项目的兴建都会引发争议，高铁也不例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城市基础设施研究主管罗伯特。普恩茨表示，在通向高铁网络的道路上，美国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障碍，以及社区在土地使用、环保等议题上的反对，因此进展会非常缓慢。他认为，政府应战略性地选择建设一两条高铁干线，做聪明的投资。　　尽管HTT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距离Hyperloop进入测试和施工阶段仍然还很遥远。美国人开始叫板中国高铁能否成功尚属未知。　　---------------　　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表现良好，依然呈现平稳发展和结构优化的态势，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产业结构继续深度调整，一、二产业吸收外资增长速度下降，在吸引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减少；第二，受双边关系影响，外资的来源地发生了一定变化；第三，吸收外资的国内分布有所变化。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显现，产业配套能力进一步提升，吸收外资增幅超过东部地区。　　邢厚媛认为，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的总体环境将进一步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扩大服务业的外资准入并进一步开放制造业；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正式启动，会进一步增强吸收外资的实力；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东部沿海较落后的地区会在吸收外资方面焕发生机，中部地区沿江经济带的开放更具活力，沿边开放也会使边境、跨境合作区成为吸收外资的新舞台。与此同时，投资促进机制将得到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因此，预计明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依然会有小幅增长。　　邢厚媛表示，2014年，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投资目的地相对集中，我国针对前七个投资市场的投资规模在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70%，而且仍在高速增长；第二，地方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改变了以前主要靠央企、国企“走出去”的局面；第三，跨国并购数量增加，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其中民营企业并购数量呈现出翻番的态势，成为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要力量；第四，基础设施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邢厚媛预测，2015年，我国企业“走出去”依然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方面，今年10月份实施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给企业创造了更多便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有望在2015年由战略构想转化为具体的互联互通规划，给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开展投资活动带来新的机会。　　邢厚媛表示，随着中国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和对外投资的平稳增长，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差距在逐步缩小，出现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存的现象。（国际商报）

资本“走出去”暗礁　　中国资本“走出去”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肯定超过利用外资规模。中国逾20年投资净流入的局面画上句号。　　“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能达到6500亿美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资本逐渐走出国门。前10年规模增长缓慢，属于平台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一些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已显露加速迹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实施，中国资本将更快地走出去。　　但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两优贷款”、丝路基金，还是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中国在资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体安排和协调机制，相关部门缺乏配套政策，更无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在中国致力于重塑国际新秩序面前，需要一个合理的体制、机制来引导资金利用，从国家战略层面实现外交与经济的融合推进。”相关人士表示。　　企业成本畸高 “我们这种公司天天忙着找钱，在中国用钱的成本太高了。”一家基建央企的副总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阿根廷的一个项目刚刚开标，我们公司排在第二，就因为资金成本高，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项目飞了。”　　“(境内)资金费用我们承受不了，通过香港分公司贷款利率最高在1.9%，欧洲分公司贷款才1%，境内动辄6%以上，差距太大。所以能不贷就不贷，银行一年给我几百亿元的授信，我们用不了，也用不起。”另有一家央企的董事长说，缺钱的时候企业往往自己想办法，发点短融债。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曾经跟美国谈一条铁路线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资金都已到位，仅剩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中方解决，国内银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当时美国贷款成本不高于2%。“这个资金价格美国公司难以接受，铁路线最后被别国企业抢走了。”　　融资难在民企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家民企告诉记者，自己将大部分资金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矿产，收益不错，但是找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国内资产做抵押，并且手续复杂，最后只能借道民间融资。　　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荣表示，尽管不少银行对民企走出去项目也很关注，但由于贷款担保问题，抗风险性上不如央企，银行最终也“爱莫能助”。　　目前商业银行一般只提供1年期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而不少投资海外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类项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此外，海外项目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额，也不是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与海外大项目匹配的贷款大多来自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此类银行的中期贷款一般10年，长期可达30年。　　面对企业抱怨资金成本高，政策性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只能做到保本微利。”一家政策性银行的高管诉苦。他所在的机构虽然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但是成本居高不下，如5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已经达到5%。“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管理成本，贷给企业只能是6%左右。”　　由于资金成本较高，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在发达国家市场无竞争力。“美国、欧洲的贷款利率那么低，那边项目怎么可能要我们的贷款？所以我们只能贷给那些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透露，给非洲某项目的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20%。　　“两优贷款”忧虑除了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质贷款，国家的“两优贷款”也是企业“走出去”的资本来源。　　“两优贷款”分为“优贷”和“优买”两种。所谓“优贷”，指的是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贷款，指定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所谓“优买”，是指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且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政策性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　　“两优贷款”一般通过央企的项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国企业负责承建。项目、设备采购中“中国成分”原则上不低于50%。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政策性银行主动采用“两优贷款”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截至2014年初，仅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累计支持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类项目就有46个。　　“‘两优贷款’的利率还是高于国际市场。”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世界银行及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利率一般在1%左右，对于部分国家甚至提供零利率的援助贷款，我国目前的“两优贷款”最低利率是2%。　　企业想拿到“两优贷款”项目也非易事，审批部门颇多，程序非常复杂。据悉，“两优贷款”项目从审批到启动资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个案例，某央企在非洲的项目申请“两优贷款”，从申请到获批用了4年多时间。期间，东道国的总统都换了两任。　　由于僧多粥少，面对“两优贷款”项目，中国企业间内讧、无底线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两优贷款”支持，获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项目和业务，但是目前，愿意接受“两优贷款”的国家少了。　　前述央企董事长表示，“两优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提供主权债务担保，或者次主权债务担保。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主权融资需要经过议会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审批，对自身的主权债务是有约束的。　　此外，一些“两优贷款”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拿到“两优贷款”项目的许多央企都认为自己是工程承包商，不是投资人，他们追逐的是工程收益，对此类海外项目较少认真探讨运营效益。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海外投资人士表示，此前“两优贷款”是实现我国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融合，下一步，国家应谋划如何能从战略层面实现“两优贷款”与资本、企业“走出去”的有效结合。　　丝路基金难题为给“一带一路”规划以资本支持，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新形式。至于运作模式，有接近丝路基金的知情人士透露，或将借鉴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主要投资领域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及中非工业园建设项目，现在已经覆盖了79个项目30多个国家。　　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财经国家新闻网）

“走出去”路径再反思　　“我们需要开启新的开放红利。”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慨。经济增长换挡之际，必须“走出去”面对满路荆棘，寻求新增长极。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五大任务，将“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道列为三大重点战略。这是自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写入《决定》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明确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正经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正为资本、货物和服务“走出去”创造条件，今年至少有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进一步开放及走出去战略，并将自贸区试点从上海扩展至广东、天津和福建 .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新规，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10亿美元以下交易不再需要审批。10月，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98%的对外投资事项已不再需要审批。11月，国务院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境外投资的要求调整为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以为境外投资松绑。　　据《财经国家周刊》不完全统计，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外事活动中，至少单独向15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推介过高铁、核电及基建项目，17次谈及互联互通及中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有其现实背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从11月数据看，数项经济指标回落，PMI创9个月来新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无论是寻找新增长极，还是重构国际贸易版图、助力实体经济，或者是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外储，同时获取国内紧缺资源，走出去都是必然选择。　　走出去也有其现实基础。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达849.2亿美元，全年预估1200亿美元，总规模将超过境外对内投资，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估算未来5年中国将实现对外投资6500亿美元。这一数字未来10年内可能超过1.25万亿美元。　　中国谋篇布局，已不再囿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过去，“中国式扩张”一直存在轻质量、重数量的现象。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真实现状，除融资艰辛、融入艰难等老问题外，恶性竞争、同室操戈现象严重，一些央企、国企的高消费、低效率广受诟病，由于考核机制扭曲所导致的投资短视、缺乏大国声誉感责任感等问题也有显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对外投资营收持平比例达62%，亏损达23.8%。也就是说，10家企业走出去，只有1家真正赚钱。　　尤其当民营企业走出去已占据“半边天”时，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教育培训所导致的盲目投资，以及各部委之间难以避免的属地之争，让顶层设计变得尤为重要。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感慨：“我们开始设计游戏规则，一些‘穷兄弟’却改变心态，学会了玩地缘政治。”　　大国弈棋，举手投足都颇费思量。对于热得发烫的走出去，眼下最缺的还是冷思考。　　12月5日，《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中国政府网举办的“文津圆桌”就此进行研讨。同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10多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央行官员，20多名央企、国企和金融机构高管、民营企业家，以及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数位学者，勾勒出新一轮走出去可能出现的问题征兆。　　一位央企高管说，既然是不得不做，那就不仅仅是以外养内“赚快钱”，还要给全世界带去最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跛脚的爆发式增长 2011年前后，李昀凌任职广东华坚集团副总裁，负责为这家3万员工的大型制鞋厂寻找海外产业转移之地。当时，东莞制鞋工人月均工资3000元，企业2%的年均毛利已无法支撑人力成本。深入调研后，他选定在埃塞俄比亚设厂招工，当地人工成本仅为东莞的1/10.　　随后的情况让人惊喜。企业每年增加了8个点的利润，再加上就地采购原料和销往欧美，因此享有非盟生产地出口欧美免进口税的特权，一下子又节省出3个点的利润。并且，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定，外资设厂前7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利润率又提高到13%左右。这对于年产值50亿元的华坚来说，无异于从每年赚几千万元的微利企业，摇身一变，收益翻了10倍之多。　　李昀凌说，近两年产品贸易开始不好做，沿海地区外出设厂企业多了很多。离开华坚后，他创办了一家服务于企业走进非洲的公司，最近刚为一个老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大厦旁买了地，做起了房地产。“很多企业还对非洲矿产感兴趣，当地没有大宗商品交易所，我打算申请一个，就地交易。”　　像李昀凌这样的人还有一大批，在新一轮走出去中寻找商机，每天忙碌奔走于全球各地。　　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表示，随着中国崛起和新常态到来，“走出去”表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国家从吸引外资转为净投资国，从量变到质变；二是走出去的产业，从中低端制造业转为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核电、水电、高铁等成为中国名片；三就是民营企业悄然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存量5434亿美元中，民企占比已达44.8%。　　联合国《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外国直投流量1.41万亿美元中，中国的走出去呈爆发式增长，首破千亿美元，于美、日之后排名全球第三。　　商务部数据也表明，截至去年底，中国1.53万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投企业2.54万家，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资产总额近3万亿美元。其中，2013年非金融类和金融类直投就分别同比增长19.3%和50%，创历史新高。　　前述司级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商务部正着手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将投资决定权归还企业，以备案制替代审批核准制。届时，99%的项目将采取备案形式，仅1%敏感产业需要核准，这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对外投资的潜能，“目前不过是刚刚起步”。　　企业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协调与指导。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殷礼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企业严重缺乏产业链配套统筹，制造业通常只拥有上游的零部件配套，缺乏下游运营商，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丰富多彩”的运营商，产业布局落后。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周明春也深有同感。他说，中国造船业的短板就在研发、设计、品牌和人才，竞争基础薄弱，早年的规模扩张使得企业自主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低，“如果还是以量取胜，中国船企的国际空间将越来越小，甚至会退出国际舞台”。　　在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分布上，也存在过于集中的情况。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有四个行业对外投资流量超百亿美元，出现惊人的行业集中度。　　采矿业、金融业、房地产、批发零售业四大行业的2013年累积投资额达816.2亿美元，不但领跑全球行业增幅榜，还占据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5.4%。存量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这五大行业，累计存量5486亿美元，高达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3%。　　也就是说，去年过千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八成以上投给了采矿、金融、房地产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中，采矿业就接近七成。　　一位央企高管直言不讳地说，外需下滑导致一般贸易增速有限，因而即便在北美，2/3的资金也流向采矿业。“别以为我们在美国会大力投资科技研发，采矿和房地产才是大头”。　　“偏颇”的走出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能带来多少真实效用？　　顶层设计难在哪作为“走出去”桥梁的“一带一路”，战略上东接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将彻底改变沿线各国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也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带一路”不仅与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机制交织，还会为它们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　　然而，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白皮书，却被数位编写者评价为“只把各部委项目捋了一遍而已”，缺乏有制度安排、架构搭建以及包含金融、法律等配套制度的顶层设计。　　前述央企高管就提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走出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欠发达国家最缺的是基础能源建设而非高铁，且高铁的高成本让其难以承受。换位思考，它们更需要构建绿色能源网络，因而中国需要因地制宜，认清其阶段性需求。　　眼下，中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区域合作定位及目标上也不一致，境外同一项目常出现多头管理。“做菜”应该是企业，但“请客”却是中国政府，“埋单”的则是国内金融机构，缺乏统筹规划。　　不少人士建议，顶层设计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各司其职，要有长远战略考量，也要有细节成败观。　　周明春认为，宏观层面，各部委应避免“属地之争”，为企业考察境外政治、经济、法律等现状，建立灵活的长效评估机制，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和财税、金融支持力度，简化支持程序。“上层做好顶层设计、中层负责具体协调，基层落实工作，形成一整套促进走出去的操作体系。”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外汇管制、资金和保险、税收支持等政策也要落地。”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看来，国家制定战略规划，应包括发展定位、产业和区位选择、投资趋向、合作方式等，要对高铁、石油等重要行业制定专项规划。“‘一带一路’开了个好头，因而‘十三五’应区别于‘十二五’，从避免企业盲目和无序对外投资出发来制定政策”。　　顶层设计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不太可能这么细节。”前述司级官员摇着头，且不说各种配套需调动的人力、物力，仅其牵涉的各部委相关利益，就是大难题。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央行各家难以协调，就连同一部委的不同部门，职能重叠也难免画地为牢。　　更为关键的是，“一带一路”白皮书的项目梳理，多少有一些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如此跨时空的宏大战略和全新的游戏规则，能不能让所有的国家在“双赢”中顺畅接受？　　这便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顶层设计不只需要摸清家底和他国底细，还要有策略和实施路径，应先抓外贸外交。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短期内很难具体规划，宽泛一些也才能留足战略空间。”前述司级官员指出，这不是狭隘的写项目规划、修路建桥，而是要着眼于中国对外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权，需要国与国的共同合作。　　例如，2010年10月就开始启动的中老铁路项目，曾是泛亚铁路规划的重点，但2011年一度传闻项目被取消，2012年又传出中国给予老挝政府70亿美元贷款的消息。其实，两国至今还未敲定融资方案。　　“4年拿不出谈判结果，并非个例。”知情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霍尔果斯自贸区一事，1990年代就有意向，中国已着力推进了数年，至今未果。　　“顶层设计何时能架构丰满，大家都很期待。”商务部前述司级官员表示。　　“金主”心态要不得 11月北京 APEC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 ·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财经国家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