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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策”到“石鼓”

我们现代的人很难设想古代文字的书写情形，当我们司空见惯的纸张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书写还不如说是刻写：不管是在龟甲、兽骨上刻字，还是在石策、玉策上记录，人们必须把文字的数量减至最少，因为每“写”一个字，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事，这就是古文读起来像天书的原因。

可是，当人们发明了更简便的书写工具后，写字的速度显然提高了，在石策、玉策乃至竹简、木简上用毛笔书写文字，这无论如何是一次文字书写史上跨越式的事件。1965年，人们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发现了书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盟誓文字，这种策多呈圭形，史籍将其称为“载书”或“战书”。此次发现的策长约18厘米，宽约2厘米，厚度只有0.2厘米。可想而知，把石块、玉块打磨成这样适于书写的形状，得花多大的功夫。因此，这种“书写消费”绝非平民可以企及。

写字工具的改进，提高了书写速度，书写的内容也丰富起来。《侯马盟书》用朱墨书写，书体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体势稍纵，布局平实严整，纵横有序，大小匀称，形体多样，用笔顿挫提按，富于变化，浑厚苍秀，神完气足。

1987年，人们在湖北省荆门十里铺镇王场村发掘二号墓，发现了278枚竹简，内容更加丰富，有文书、筮祷记录、遗策，大多为篆体，并以隶笔为之，波磔鲜明，动感强烈，这就是有名的“包山楚简”。可以说，竹简或木简的出现，使书写材料更容易获得，文字的平民化时代已经到来。

秦国标准小篆的成熟，要从一个惊天的发现说起——石鼓文。顾名思义，石鼓文是十件鼓形刻石文字，记述游猎的十首诗，也称《猎碣》，书体极似秦国使用的小篆，学者们认为，这是秦朝标准小篆的前身。石鼓上铭文居中，上下留出天地，布局合理，行距适宜，一行中字句疏匀而不松散，字形多为长方形，端庄凝重。笔力稳健，刻工精密，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圆劲。无可否认，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称《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实为不过。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上看，《会稽刻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虽近似《峄山刻石》，但韵味较后者高古，具有用笔均匀细瘦、圆转匀适、一丝不苟、法度谨严的特色，可谓精妙绝伦，深刻影响了后代书家。相传该碑刻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为李斯所书，《史记》载：“石高一丈四尺，南北面广一尺，东西面广一尺六寸。”孙畅之《述征记》说：“其字四寸，画如小楷。”可惜，这块珍贵的古碑早在唐代就佚失了，今所见之本为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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